小时听大人说，带鱼是一种极凶残的动物，连同类都要伤害，因此钓到的带鱼都一条咬一条，长长一串。我当时还有些将信将疑。后来文革来了，见识了人和人斗得不亦乐乎的场面，想法就迅速改变：人和人尚且相残，斗得棍棒与皮鞭齐飞，鲜血共袖章一色，又何况鱼！对此说法便笃信不疑。
没想到下乡做知青时却遇见一位质疑者，她使我重新对带鱼的习性产生了怀疑。她可不是下放的鱼类学家――她是支书的老娘。
那天晚上，我在支书家海阔天空地炫耀见识，说起了带鱼相残的奇事。众人都惊叹：“嘿哩！带鱼咯恶哩！？”唯独老人家却摇摇头不信，她说：“不对吧？我看它可能在搭救同伴。带鱼见同伴被人钓上去了，拼命想搭救，但它们又不长手，只能用嘴咬。”她只上过两年私塾，从未见过带鱼。我不大服气，却又难以争辩。老人在村里很有威望，倒不因为是她的身份而是她的善良。她常唠叨几句“人之初”，甚至说“地主也是人”，挺不合她的政治身份。
我至今还是不明白鱼类学家对带鱼相咬的科学说法，但在感情上已经很赞同老人家的观点。我深知，她是用一颗慈善的心在看世界。
老人家早已驾鹤西去，我们当年的知情都很怀念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