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性的辩论
在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之后，媒体上对“人性论”的谈论，随着“阶级”一词的消失也消声灭迹了。然而，近年来对“人性”的言论又见诸于媒体，倒不是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重整旗鼓，而是有人为据说是“被改造的人性”鸣不平。其实，在漫长的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后的和平建设时期，甚至在“文革”动乱时期，从未听说有谁发动过对“人性的改造”。至于有人感到自己的“人性”受到了压抑，那另当别论。在这股为“被改造的人性”鸣不平的逆流中，最有影响的是2007年7月24日《杂文报》王艾宇的《人性是不可改造的》。此文说什么“可以改造的是制度，不可改造的是人性。”甚至说“迄今一切人类社会灾难的发生，哪一件不是因为颠倒了这一真理。勾画出一个朦胧的什么社会远景，理想，模式云云，自以为找到了人类的终极美好，极乐世界，就拼命以暴力手段驱使人群向那里奔去，不惜一切地剥夺亿万人的个人自由、选择、以至生命，皆以为是名正言顺，天经地义之事，这种野蛮与凶暴，还有什么能与之相匹呢？……改造人性，逆天行事，本属荒唐，但却为专制主义者最欣赏最擅长。因为，它制造了最少数的改造者与最多数的被改造者。改造者自然是先知先觉，全知全能，至神至圣，弥赛亚，大救星……”笔者针对王文的人性不可改造论和改造“野蛮凶暴”论发表了《人性不可改造吗？》一文，从人性的概念，人性的可改造性、应改造性和改造的自觉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王文的论点予以剖析，对其影射“大救星”的奇谈怪论提出了质疑。王艾宇先生未作回应，却引出了子青先生的《应当改造的是制度不是人性》一文，不仅把自己绑在了王文的战车上，还提出了“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制度而不是改造人性”的论断，“说制度要为人服务，让人觉得舒服，否则就要废除它……用暴力强迫人们牺牲个人自由甚至生命……去服从‘改造者’、‘大救星’为你设置的制度，这是黑暗暴虐的社会”。笔者不得不又发表了《再说人性不可改造吗？》，对两文的所谓“论据”逐一进行了再剖析。然而，子青先生回避要害，却抛出了《“人性改造”命题的错误》一文，在人性“概念”上兜圈子，试图另寻出路。笔者只好敬而答之。
不过，子青先生所说“人性改造”的命题是错误的，倒很值得采纳。但子青先生的《“人性改造”命题的错误》一文，其观点和论据却并非正确。该文仍然坚持“应当改造的是制度不是人性”。他之所以说“人性改造”命题错误，是因为他以为从拙文中找到了“缺口”，说拙文把人性分为“生理上的人性和社会视觉的人性”犯了“概念外延上的错误”，断言“‘人性’与‘社会视角的人性’，在概念的外延上是一种包容与被包容的的关系，不是同一的关系。”还说“当作者下‘人性可以改造’这断语时，其中就包括了‘生理意义的人性’也是可以改造的内容，这就犯了概念的外延使用过大的逻辑错误。”还说，“从两文（即拙作――笔者注）的内容来看，作者实际上要表达的意思是：‘社会视角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而不是人性可以改造’”。笔者在此必须郑重申明：文先生为摆脱困境，玩起了“概念”游戏，并以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说为据。殊不知，公孙龙此人只不过是战国时诸学派之一，他的名辩论题有“离坚白”、“白马非马”等，均并非公认真理。前者略去不谈，后者过分强调“白马”与“马”存在特殊与一般的差别，从而过分强调了概念的差别性，否认概念反映事物的具体同一性。连小学生都明了马可以有各种颜色，当然也包括白色，但不管什么颜色的马都是马；颜色只是马的差别性，而马的形状、功能则是它们的同一性。硬着头皮一定说“白马非马”只能说明公孙龙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诡辩中而不能自拔。如今子青先生重犯两千多年以前老掉牙的错误，并据此断言“‘人性’与‘社会视角的人性’，在概念的外延上是一种包容与被包容的的关系，不是同一的关系。”错矣，“生理意义的人性”与“社会视角的人性”即有同一性又具差别性；“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也如此——“人性”与“社会视角的人性”既有差别性又有同一性。因此，“生理意义的人性”不可改造，不等于“社会视角的人性”也不可改造。当人性单指“生理意义的人性”时，是不可改造的；但问题在于，人性绝非单纯生理意义的。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因此，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讲，“生理意义的人性”的概念是不应成立的。把“人的生理本性”说成“人性”是片面的、不科学的。比如，说某人“人性”如何，并不是说某人身高几何？是“吃食物”，还是“吃石头”？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等等，而是说，此人的品行如何？高尚，还是卑鄙？仅此而已。在学术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从无关于对“人性改造”的记载，只有思想改造的论述。看来，“人性改造”的命题的确是错误的，无中生有的。那么，“人性改造”论是怎样出炉的呢？只有请王艾宇先生自己回答了。
关于思想改造，即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是受不同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不同的教育熏陶下，日积月累，潜移默化，逐渐完成的；“时代造英雄”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之说是没有人反对的；“孟母择邻”的故事流传了几千年，这些都说明了崇高思想品质和道德观念的塑造，绝大多数人是自觉完成的，并无“野蛮、凶暴”可言。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狱里，对犯人的思想改造，也不允许有“野蛮、凶暴”之举。当然，在全球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大兵屡屡发生的虐虏事件虽是野蛮而凶暴的，但不属本文的论述范围，故略去不谈。
不能不指出的是，文青先生在他的“大作”中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他说“人类生理的基本欲望是自然的产物，是人性的自然属性，是物质的，第一性的”。看来文先生仅仅知道有“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这一术语，但并不懂其内涵，因此在实际运用时就不可避免地把两者颠倒了。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欲望”是大脑的产物，而非“自然产物”，因而，“欲望”属精神范畴，是第二性的。
关于所谓“人性释放和抑制”论，笔者感叹其标新立异的“天才”，但殊不知，这一“理论”却道出了伪君子的真面目。文先生引用陆震的话“世界观的改造，只是使自己身上的光明、美好的一面更多的在现实中表现出来，对自己身上阴暗、丑恶的一面则更多的予以自我约束与抑制，使他们较少的表现出来。但现实生活中这种一个人好的方面越来越多，不好的方面越来越少的事实，并不表明这个人身上以可能形式存在着的人性的两个部分发生了增减消长的变化，它们照样不多不少的以人所必然具有的人性结构在可能形态上存在着。”文先生接着加以补充说：“这就是说人性的自然属性是不变的，而人性的社会属性是随着社会客观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而这种改变只是人性中‘善’‘恶’两部分的释放和抑制的不同而已。”此说断然否定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古训，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更是对广大英雄模范人物的否定和亵渎！甚至是对无数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们崇高品质的诬蔑！奉劝持此观点者，不要因为自己自私自利就说大家都自私自利！
此说还暴露了文先生论点的混乱和自相矛盾，既然强调了人性是人“与生俱有”的不变的本性，否认社会视角的人性，据此才极力鼓吹“人性不可改造”论，但却又不得不承认“人性的社会属性是随着社会客观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请问，“人性的社会属性”是什么？前文所引马克思的名言回答了这一问题。故此，“人性的社会属性”即“人的本质”。而人的本质乃人性也。因为，不谈社会，何以谈人？文先生所引“人性的自然属性是不变的，而人性的社会属性是随着社会客观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不是与拙文中“生理意义的人性不可改造”、“社会视角的人性是可改造的”的论点不谋而和了吗？在人性可不可改造的问题上，终于有了结论：人性是可改造的！尽管人的自然属性是不可改变的，或不可改造的，也无必要影响这一结论的确立。因为，只有人的社会属性属社会范畴，在社会活动中有所作为；而人的自然属性——生理功能，只是人从事社会活动的载体，其生理功能的保持属医学范畴，对社会学而言，是“隔行如隔山”了。
尽管分歧有了结论，但深知争论还会持续。因为，“人性不可改造”与“可改造”之间的分歧，其实质，按文青先生在《应当改造的是制度不是人性》一文中所说的是“施政理念的冲突”，而非真正是“人性改造”问题的本身，所以，“反方”文章非常看重对“制度”的改造。拙作《再说人性不可改造吗？》一文，已经阐明了制度的改造要由人去进行，没有人的觉醒和努力，怎能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造呢？但《“人性改造”命题的错误》一文却说，“社会的发展绝非是先有了一批‘改造’好了人性的‘精英’来推动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当这个社会腐败丛生，豺狼横行，这就是制度出了问题，人们自然就会起来要求改变制度――这就会发生革命或者改革……”这意味着什么？再回头联想本文首段所引《人性是不可改造的》一文中的那些使人不能不震惊的话，难道还不值得所有善良的人们深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