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每个历史时期，知识分子都倒霉，一茬茬地连续不断地被整，有时甚至在“横扫”中几乎全军覆没，于是人们要追究：这不是对哪些或哪批人，而是对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究竟遇到了什么克星?这就不得不辨识一下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的权力的属性。一种相当普遍或几乎是共识的说法是，农民基于小生产者的狭隘性，本能地忌妒知识分子。推其故，则是以往有条件求学掌握知识的大都是地主子弟，农民手胼足胝还衣食不周，时间和财力都无求学的余裕；加上当官做老爷的全是知识分子，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被压迫的农民哪能不愤恨忌妒!翻身掌权了要报复，盖亦“朴素的阶级感情”使然，云云。
　　人们还从历史上农民起义得了天下的人物举证，最常举的是刘邦和朱元璋两个皇帝。刘邦把尿撒在儒冠里，发泄其对知识分子的鄙恶；朱元璋龙椅坐稳，便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猜疑、逼害、凌辱，无所不用其极。看来似乎有理有据，其实是算错了隔壁账，或曰差之毫厘，冤枉了农民了。
　　原先我也相信农民狭隘的报复之说，正如也相信农民起义是农民和地主两大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之说一样。后来经过理性思考，特别是“文革”中被遣发在农村，与本色的农民相处十多年，真切地体会了农民的愿望和感情，证以历史记载和往昔的见闻，才恍悟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深觉有为农民一辩的必要。
　　历来要狠整知识分子的有两股势力。一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土的皇帝，因为知识分子有反抗其政权的能量，要整；为了嫌厌奴性十足的归附的知识分子的丑相，要整。唐宋以前的史事绵远不说，元代大家知道有“九儒十丐”的排法，知识分子被列为贱民；清代则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不断，禁锢摧残知识分子的手段之狠毒和绵密也真空前，其奴化知识分子的功效，至今还可因竟有奴才文人写《雍正大帝》、《乾隆大帝》等歌功颂德的“巨著”和拍摄《雍正王朝》之类膜拜式的电视片，而深骇其垂效几百年之久，真可叹懿欤盛哉了。
　　另一股狠整知识分子的势力乍一看确像是由农民裹挟而来的，但细辨之似是而实非。农民长年被束缚在土地上，见闻受限制，狭隘保守，怀疑和拒绝新事物，迷信老皇历，那是事实，由此而与知识分子有某种隔阂，也合情理；但农民排斥和嫉恨知识分子绝非本能，也不是有很大概率的普遍现象。因为，农民除了利益和地主对立，从而和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对立之外，还有彼此妥协和亲和的纽带在。
　　中国从先秦起，当政者的生产观念和经济政策，就形成了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格局，以士为首的四民的序列，也是农工商。地主当然要剥削农民，但也不会不知道衣食是要靠农民的地租供养的。在儒家经传和历代强本抑末政策的教导影响下，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太轻视农民，倒是瞧不起经商牟利的“市侩”。比如，地主以及地主家的知识分子人人能背诵的朱柏庐《治家格言》里，就有“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就是含有悯农重农的教训。说是体恤农民也好，怀柔政策也好，这种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尊重缓和了农民与知书识理的地主知识分子的分歧。农村地主知识分子宅院的门楣上，最常见的题额是“耕读传家”，有些地主知识分子在读书之暇或赋闲在家时也养花种药，学农学圃，拉近和农民的关系。
　　还有一条极其重要的原因，中国是宗法制度渊源深厚、生命力极其顽强的社会，特别在占人口绝大比数的农村基层，大都是聚族而居，家族、房族、宗族作为一种社会“软结构”，和政权系统并存，交互作用。在旧社会，政权系统的机能，往往只达到县一级为止，仗着宗族系统维持着乡镇的秩序，两者有时碰撞、摩擦而终归妥协，俨然如西方的政权系统之外存着一个“公民社会”。宗祠或房族协调关系，平息纠纷，议定章程和赏罚，俨然具有法律效力。直到“文革”我回乡时，已经经历了农村的历次运动，宗法系统这一“软结构”早已缩小和淡化，但势力依然存在。宗族中的知识分子不论在外当了多大的官儿，回到了家依然是遵从血亲行辈，称长辈为叔伯祖爷；而长辈仍然“阿狗阿猫”地直呼官儿的小名。房族、宗族和邻族、邻近地方间不免有矛盾冲突，本族本地就仰仗着自己的知识分子保卫利益。通常知识分子有面子和能耐，能同政权人物打交道，本族本地也仰仗他们出头。因此，他们是一族一地的代表；本族、本地也以他们为荣，希望本族、本地多出这样的知识分子，更谈不上妒忌和排斥了。
　　要之，除非剥削特别苛刻的恶霸型地主家的知识分子，或此人仗势欺人，武断乡曲，特别恶劣，农民少有嫉视的。
　　真正嫉恨知识分子的是农村不务正业、好逸恶劳的二流子、地痞一流角色，这类角色便是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无恒心”的游民，靠奸刁欺诈混日子的社会渣滓。这类人也像阿Q似地到城市或外乡混混，比本色的农民“见多识广”，坏点子多，除了一条命以外什么也没有，敢于冒险豁出去。他们拣老实善良的农民欺侮，农民也不以同类视之。这些痞子当然也怕官府，同时也怕能和官府打交道的本地知识分子，因而只有他们才嫉恨知识分子。这类游手好闲、性喜滋事的不端分子又是社会不安定因素，平时就挑拨煽惑，制造事端；一旦遇到天灾频仍，王朝昏暗腐败，民不聊生之时，也就是这批棍徒聚众造反的好机会。其中特别狡诈狠毒，品格特别恶劣的便成了赢家，风云际会地打下了江山，成了权力的顶尖人物。这样的恶棍头子做了皇帝，痞性未除，才会和早年的习性一样，嫉视知识分子，肆意杀戮凌辱。要到后来坐稳天下，子孙辈有了点教养，才知道治天下的不易，这才会对知识分子松和一点。这也是历史的常规。
　　仍以人们习举的历史人物为例，刘邦和朱元璋确是典型。刘邦微时就是流氓，《史记•高祖本纪》称：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是个二流子；“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标准的流氓；“常从王媪、武负(妇)贳酒……酒仇数倍……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白吃了人家的酒不还钱，赊出的酒账借条，酒家只好作废毁掉。其混吃混喝欺压百姓的痞性一览无余。不要说侮亵知识分子，在儒冠里撒尿的事做得出来，连项羽威胁他要杀掉他被俘的亲生父亲，他都能嬉皮笑脸地回答，如杀了煮来吃，他也要“分一杯羹”。这样的货色什么事干不出?
　　朱元璋是标准的游民出身，乞过食，当过贼，做过和尚，走投无路了才去投郭子兴的造反队伍，给郭当了勤务兵。东闯西闯地拥有了郭子兴的兵马，辗转厮杀，以至拼得了江山。他的猜忌知识分子，惟恐别人揭他当流氓时期的疮疤，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其无理取闹，瞎疑瞎猜，杀戮和凌虐知识分子的荒唐故事是众所周知的，流氓痞子敌视知识分子的本能集中体现在这位开国君主身上。
　　诚然，这类开国立业的皇帝所得以成事的基本群众是农民，暴君们是踩在农民群众的肩上，以自称代表农民的利益而发家的。当然，也不能否认这些“赢家”都有常人所不及的能耐，特别是狠、刁、泼和善于装腔，耍阴谋更是泼辣恣肆，极为壮观。一个特点是对自己以外的人莫不猜疑，总在担心有人想夺取他的位置，于是一路走来就拉一批，打一批，把所猜疑的对象一一收拾，不只是老子天下第一，而且要干到老子天下唯一才罢手。嫉视和狠整知识分子只是猜忌成性的流氓本性之一端，杀异己，屠功臣，凌轹百姓，哪一样也不手软。
　　至于农民，狭隘保守则有之，本性却是怕事、善良、不为已甚的。几千年的专制压迫把他们训练得只求如鲁迅所说的“做稳奴隶”，说他们有嫉恨、排斥知识分子的本能，则是天大的冤枉。在知识分子遭难的同时，“赢家”也没有给农民好日子过，农民的处境倒是和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不相上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