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的《国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是时，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共产党员田汉、聂耳也和全国爱国同胞一样，怀着满腔的热血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创作了这首表现中华民族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侮豪迈气慨的革命战歌。《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闪亮登场，顿时便在祖国大地传唱开来，并向全世界传播。
此后十七年，十年动乱期间，因田汉受到“四人帮”迫害，他写的歌词不能再唱，但演奏曲谱依旧，《国歌》一时成了无词之歌。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以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理由，提议重写。1978年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全文如下：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重写的歌词只使用了四年多的时间，从使用之初起就一直有人对其存在表示异议，认为新歌词匮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几乎是口号的拼凑；从韵律上看，重写的歌词平仄、音韵均不如原词。
此时，歌词原作者田汉得到了平反昭雪。宪法修改委员会陆续收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废除1978年通过的国歌歌词，使其恢复原状，并做出相应决议。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采纳来自一些省市自治区及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将国歌写进宪法的建议，在《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写进宪法，作为一条修改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赋予国歌以宪法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自诞生之日起，在五十多年里，几度跌宕，最终以获得宪法赋予的地位而得到了认定。应该肯定，《义勇军进行曲》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历尽沧桑却深入人心。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时代在飞速发展，社会的背景早已不再是战火纷飞、刀光剑影了，“不愿做奴隶”，“用血肉筑成长城”，“被迫发生最后的吼声”早已成了逝去的经典话题和生动情景，历史的脚步把一幅现代化建设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庶的蓝图奉托在我们的面前。难道我们还一定要因为“安不忘危”而继续颂唱血淋淋的战斗吗？即使是在当年确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时，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决议也是给了这样一个前提：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这说明《义勇军进行曲》从一开始就是以代国歌的形象面向公众的。当时包括词作者田汉在内也曾有人建议对原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词句进行修改，只是这种意见尚缺乏广泛性，最终没有被采纳。
至今，人们或许早已谈忘了1978年重写的国歌歌词。重写的国歌歌词确实从文字上、音韵上都不尽人意。如果我们忽略不计其政治原因，重填国歌歌词也应该是一种大胆的举措。现在，尽管国歌已获得宪法地位，但这不等于国歌就铁板钉钉、不能作丝毫的改动了。国歌经历跌宕起伏的过程是建国以来政治形势的产物，是一种精神在时代气流中产生波动的现实。我们不能因为其有了宪法地位就望而却步，不能否定了。就象孩子早已长大成人，而妈妈依旧天天哼着摇篮曲一样。要知道，国歌原词毕竟在新一代国民中已不具有很大影响了。
为了国歌，我党在全社会进行过多次征集活动，这在国外也并不鲜见。西班牙为避无词之歌《皇家进行曲》的“哼唱尴尬”而曾在全国发起“国歌填词运动”。
我们不否认国歌曾经有过的光荣历史，《义勇军进行曲》诞生时日，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着中华儿女去奋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去建设社会主义。二战结束后，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的《义勇军进行曲》，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赫然列名。光荣的历史只意味着过去。时过境迁，我们应该尊重现实，从国之危难到国之昌盛，不能不说是此一时彼一时，抱住光荣的历史不放不是共产党人的胸襟，时代不是一成不变的，国歌也不能一成不变。
时代在呼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新版本，只要新歌词气势雄伟，紧贴时代脉搏，顺应历史潮流，定能更加鼓舞人心。相信在全新国歌的铿锵旋律下，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军中一定会迈出更加坚定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