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载作家黄宗英写的《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罗稷南（1898-1971）原名陈小航，云南顺宁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抗日名将蔡廷锴秘书。1957年7月7日，罗问毛：“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主席爽朗地答道：“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黄宗英、赵丹夫妇当时在场，感到“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

    文化专制是中国这个有着2000多年封建社会历史而又没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的特色。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专制时紧时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为了历史不再重演，作家叶永烈用百分之百的写实态度去采访“文革要员”，写成了4卷150万字的《“四人帮”兴衰》和《陈伯达传》，成了海内外研究、了解文革史的5部教科书。从书中可以真实地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是如何“被关在牢里继续写”，或“一句话也不说”的。

    《风起风落几鸿儒》书载，《文革中的郭沫若：一个被煎熬的灵魂》写到，1966年初，郭老多次提到要烧书，把自己的著作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检讨自己作为全国文联主席，对出现在“文艺界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这番话经毛主席批示，先后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在国内外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郭老一生“最厌恶最憎恨的就是虚伪造作”，但不幸此时也“沾染了这种恶习”。

    1997年11月24日《特区文摘》李新写的《范文澜“跟风”屡失误》写到，50年代毛主席提出要“古为今用”，范老响应号召，说：“历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国际歌》唱道：“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可见要做主人还是将来的事，咋能说人民已经是“历史的主人”呢？

    近与挚友闲谈，同感建国50多年来，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李达当之无愧为铮铮硬骨四君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议定三把交椅，即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三人分别出任一所（即上古史研究所）、二所（即中古史研究所）、三所（即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老派人南下请陈北上，此“请”实代表了政府和最高首脑。但陈婉拒并语出惊人，提出条件：一、允许二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做挡箭牌。这两个条件立即在全国学术界暗中流传，许多人为他捏了一把汗。50年代后期，声名显赫的康生到中山大学欲见陈老，陈称病拒见。心胸狭窄的康生便指令对陈老著作严加审查，给陈老心理上带来极大刺激。1969年文革正如火如荼，高音喇叭整天在陈老屋顶上狂呼乱叫，陈老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死。

    百岁老人马寅初（1882-1982），解放初期身为北京大学校长，忧国忧民，发表“新人口论”，坚持计划生育。他力战群敌，对不可一世的“理论权威”康生勒令“非检讨不可”的“旨意”断然拒绝，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李达生于1890年，中共创始人之一，著名马列主义理论家，文革前任武汉大学校长。大跃进期间，李达冒死进谏毛主席
“不要头脑发热”，主席不听。文革中，李达被迫害致死，抱恨终天。

    梁漱溟与毛主席同庚，两人原是十多年的挚友。作为现代中国“最后一个儒家”，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生刚直不阿，仗义执言。1953年在全国政协第19次常委扩大会上，他为农民请命，对总路线提出批评，坚持要看主席有无承认错误的“雅量”。主席则宣布对他这样的“反动分子”不施“仁政”。最后两人闹僵，梁被轰下讲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强国之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愿当政者善待“君子”，勿近“小人”，则国家兴旺，庶民万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