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山崩地裂，夺走了六万七千多条生命（截至
也许，我还不能由衷地说出“英明”、“果断”、“及时”之类的颂辞；也许，我还不满足这个“紧缩令”的百分数；也许，我甚至还觉得对这样的“紧缩令”老百姓盼得太久太久，来得已经有些迟缓。但是，我还要由衷地感到欣慰：姗姗来迟毕竟比迟迟不来总要好得多。
民众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私用这“三公”现象已经从不满到愤怒，又从愤怒到了几近麻木的程度。为此各级政府不知发了多少个红头文件，而收效几乎等于零，甚至越演越烈。我虽非官场之人，但也猜度过个中原委，这“三公”痼疾倒并非完全是某些个人的品质造成，在很大程度是大环境造成的。以公款吃喝为例，上级来检查，平级来学习，你总得出面接待吧？到人家的地盘一律都是豪华招待，茅台、五粮液、生猛海鲜，到你那里却真的按规矩办，四菜一汤，加几瓶桔子水，人家会怎么看你？你还想不想“进步”？就你一人艰苦朴素，人家就把你视为另类、怪人。你既要顶住上司的冷眼，又要扛住同僚的嘲讽和下级的埋怨，又何苦来哉？现在大形势改变了，事情可能比较好办些了。中央为救灾下了硬指标，大家经费都紧缩，枯了财政来源，敢顶风违纪，冒救灾舆论之大不韪的人毕竟不多——避开风头的谋略没几个从政者不懂的。而肯用私人存款招待公家人的官员更少，一则割自己的肉心会疼，二则也显得太招摇。
我坚信，只要从政府办公设施的投入上，从官员的屁股下、嘴巴里都“紧缩”一点，几千个亿就省下了。国难当头，全国人民都要艰苦奋斗，但比较起来各级政府官员更应该带头。有篇文章一本正经地提议官员们要带头勒紧裤腰带，意思不错，也太夸张了，他们只要少享受一点就足够了，哪用说得那么可怜？
我还认为，如今是国家有大难，财政有缺口，需要紧缩开支，但困难终究很快会过去，到那时又怎样？难道就允许奢华之风死灰复燃？当然不能！我们不应该把艰苦奋斗看作是权宜之计，更不能看作是无奈之举。艰苦奋斗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在经济上，而且体现在政治上。奢侈享乐不但挥霍了钱财，而且还败坏了党风，疏远了党和人民的鱼水亲情。
笔记本里早就抄着方志敏烈士的语录，这是他在监狱里写的遗稿《清贫》里的话：“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我以前的理解比较肤浅，以为他说的只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事。现在联想到那些贪官污吏，理解更深刻了。贪官中间有哪个是因缺米少柴，生活拮据而变质的？他们个个都是从追求富贵，糜烂奢华的生活方式开始堕落的。只要有三分甘于清贫的觉悟，他们又何至于身陷囹圄、甚至走上不归路呢？顺便说一句：提出“高薪养廉”馊主意的人实在是错看了国情。
毋庸讳言，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客观上确实是出于形势的逼迫，但经济条件改善后是否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丢弃这种好作风呢？陈嘉庚请客的故事值得一读：有一次，陈毅副总理造访陈嘉庚。管事的人请示是否买一斤糖果来招待客人。陈嘉庚说：“首长至多尝一两颗糖，买两角钱就够了。”结果，这位把所有家产都献给祖国的大富翁只买了两角钱的糖果来招待一位副总理。事情难道仅仅是节省几块钱那么简单吗？他们一个是高官，一个是富翁，两角钱糖果的深意够引领我们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紧缩令”姗姗地来了，但愿这次无人敢使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伎俩来对抗，更盼望它不要只管用一年半载，而是长期有效，并且顺应民心，把紧缩的幅度再提高一点。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廉政为民只能算是个较低的起点，高标准是建成一个不但廉政、勤政，而且廉价节约的政府。但是从实际出发，我们也不能操之过急，优良的传统也得逐渐恢复，一口肯定吃不成个胖子，反过来说，减肥也不是能立竿见影的事情。
常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能不能以这次大地震为契机，重新塑造我们各级政府艰苦奋斗的好风气呢？全国的老百姓正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