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问责杨老师是不够的
               曹友琴
    安徽又出新闻了，出在学校。报载，安徽长丰县双墩镇吴店中学的两个学生课堂打架，正在上课的杨老师，不去制止，不闻不问，继续上他的课，导致课堂斗殴一学生死亡。
    杨老师的行为自然要受到谴责，但一味谴责老师，有失公允。我不相信杨老师是个白痴，连管理课堂秩序都不知道。死人事件的发生，更应该追究深层次原因，才是更有益的。
    师生关系观念的混乱，和学校教学秩序缺乏完善的、真正制度上的建设，是问题的根本。
    据说，解放前是搞的是师道尊严。其实，随着“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封建时代的师道尊严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在人们心目中，老师保留着学问和道德的示范形象，保留有“尊其师，信其道”的传统。这应该是一个优良传统，无论从学业的传授和道德的潜移默化，都应该是值得继承的。
    解放了，不是剔除封建时代师道尊严其中的糟粕，发扬其优良传统，以为反其道而行之就是革命。在青少年教育中一直强化“后来居上”的教育，学生可以超过老师。此说，从人类文化、科学发展的走势上来说，无疑是对的。但“后来居上”必须是建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老师传道授业，通过学生自身不懈的追求和探索，才有可能超过老师和前人，而不是漠视受教和漠视传授知识的老师，更不是轻率地否定老师，就可以人人超过老师。一些超过老师的学生，在谈到他们成长的体味时说，他们正是接受了老师的辛劳教导和熏陶，因而无不对老师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越是不学无术的人越是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这几乎是一种规律性现象。
    在“反右”斗争年代，师生关系受到进一步严重摧残。从大学到中小学，一些有才能有品德的老师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尤其是浩劫的十年文革年代，学校“娃娃”造反，就是首先造老师之反，有学问的老师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谁都能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整个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师生关系真是整整掉了个儿，对我们民族的软肋造成严重伤害。
    文革结束了，但对如此长时间的十年文革遗毒并没有进行过认真而深入的清理，没有从人们心灵深处进行消毒。于是，在许多方面，一不在意就冒出文革作风、文革作派、文革做法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学校教育中，强调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并为之立法，这都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由于教师在整个社会的地位，并不是人们口头上所说的“人类灵魂工程师”，“阳光下最令人羡慕的职业”，甚至对学生有几分畏惧。或许有人羡慕教师，那是国家规定教师享受“公务员”工资待遇，但谁都明白，那仅仅是工资而已，工资在公务员收入中占多少比重，谁都说不清，谁都心里明白。更重要的是，教师与公务员的社会地位问题，社会上谁敢触动一下政府人？更不用说“动手动脚”了。可老师就不一样了，也是在这所吴店中学，学生因上学迟到被老师批评，迟到学生竟用菜刀砍断班主任4只手指；江苏阜宁县中学，一对警察夫妇当着儿子和全班学生的面，殴打一位女教师，直到大便失禁；武汉江汉大学三名教师因不给一个女生提前发放毕业证书，遭到10多名男打手的凌辱与殴打......
    很明显，在强调保护青少年的同时，对教师的保护就很苍白了。立法的顾此失彼，只能助长青少年不道德之风的盛行。媒体报道，歹徒行凶作恶，旁观者视若无睹，袖手旁观，应责怪这些“冷血动物”，但一种现象的出现必有其社会原因。如果因见义勇为而遭遇伤残，社会却不在补偿和抚恤方面给予足够的关怀，而是任其贫残交加，这不就是少管闲事为好吗？笔者想，那位杨老师大概不是不知道应该管学生，而是害怕管的后果，比如学生的一方家长是个权力者，弄不好就可能惹下大祸，他能没有顾虑吗？
    笔者以为，一方面要在保护老师方面有所立法，另一方面，要在保护青少年方面有立法的同时，要对其违纪、违规者有所立法（包括对学生家长应负的责任）。古今中外，大概没有一所学校没有对学生违纪、违规的处罚规定的。没有对青少年的处罚规定，或者是有规定也是无法落实，实质上就是助长个别学生行为的无法无天，更不利于青少年的道德成长。那些在学校可以无法无天的青少年，在走出校门之后，他们也大致会是社会的不安定分子。
    我们应该从杨老师的“不管”中吸取教训，应该从时有学生伤害老师的事件中吸取教训。说得重些，那是拯救未来，拯救社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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