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畅通是稳定的关键
                     曹友琴
    一个叫居天（化名）的女孩，在小学升初中的剧烈竞争中，被名牌的北大附中录取。家长还没来得及高兴，因为不是北京户口，就揪心疼痛了。北大附中通知说得清楚，外地户口“需要一次性交12万元，作为捐资助学”，否则不能入学。
    这条新闻，被殷国安先生用作题材作一杂文登载于7.18日《杂文报》，问题指向北京市教委，幽默而深刻。文章的结尾有几行“添足”之笔，“我这篇文章在北京刊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媒体工作人员的孩子也要读书，他们不敢得罪学校和教委吧”。神来之笔，妙哉，妙哉！别以为是搞笑之“添足”，这一“足”又顺便“踢”中了当今媒体之要害，更折射出民意表达之难！
    最近贵州瓮安发生一件震惊全国性的群体性事件，数万民众参与，纵火焚烧了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大楼。据说，那是一些黑恶势力的煽动和操纵所致。但反过来不更应该深深反省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民众，又经过我们几十年的思想教育的灌输，怎么就一下子被坏人“蒙蔽”，就跟着坏人去做不法之事呢？无庸讳言，因素之一，是民意长期得不到畅通表达的结果。民众即使能冲破重重阻力进行申诉，也常常遭到蔑视，不理不睬，甚至受到强力压制。民怨积蓄之多、之深，必将寻找渲泄口，于是一下子就被坏人利用了。贵州党委书记石宗源在谈瓮安事件深层次原因的时候，讲得很到位，是一些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如“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理这些事件过程中，领导干部“长期以来失职渎职”，一些干部又是“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7.4日《贵州日报》），“杀了娃娃也破不了案，老百姓怎么敢信任你？”（7.6《南方都市报》）
    如果说，瓮安那些干部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差，执政作风和工作方法又存在严重问题，那是因为天高皇帝远，瓮安是个边远偏僻地区，且发生在基层。那么，首善之都的北京竟然发生这样的事：不能一次性交出12万元就把一个不是北京户口的学生关在学校大门之外，怎么就敢公然作为一条“政策”性规定而公行不误呢？不是已有明文规定，初中生按“每学期500元标准收取借读费”即可入学吗？其实，某些城市已经早宣布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弟免收义务教育阶段借读费了，是不是因为北京是首都，就可以高高在上，有所特殊呢？这已经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了。北京媒体竟也不敢登载殷先生问责北京市教委的文章，天天嘴上讲的是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岂不是一种自我嘲弄吗？殷先生文章认为，是媒体人从自身利益的思考（有没有其他因素？），是怕“得罪学校和教委，就更加不可思议了。北京媒体人都害怕权力，害怕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当然包括他们的子女和他们自身），那些大大小小诸侯控制下的媒体，就可以想象了。在这种态势下，百姓的心声敢向什么人、什么机构去倾诉呢？能向什么人、什么地方去倾诉呢？民众意愿得不到畅通的渠道，其后果将必然是怎样的呢？不言而喻。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能防得住吗？先贤有云：“善为国者，顺民之意”（《战国策?管子》）。其中“顺民之意”的关键应是在于民意之畅达。及时把握民意，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政通人和，社会才能长久稳定之，此乃国家民族兴旺之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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