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碑”可以休矣
                     曹友琴
    陕西农民周正龙靠一张假虎照一举成名。河南登封市一个主要靠收废品的农民李怀周，又是一举成名了。因为他“开创”了神州大地的一个“第一”，第一个为自己“父母官”的市委书记张学军，在高高的箕山山顶，立了一块光显的“功德碑”。碑文用传统的工整四字句式，庄严而又“正大光明”地为李书记尽情歌功颂德。当然，这样的文字背后，自然有不少文人雅士浇洒的心血。
    李农民之所以要立碑，据媒体透露，那是他不只一次看到张书记是骑自行车出行的，又感受到张书记做了一些实事。大概是这个李农民眼里看到当官的，出行必是屁股底下坐着一座楼，警车开道喇叭吼；吃饭得花一头牛，每天电视出镜头。依照农民的朴素思维，张书记是骑自行车工作，也没有看到张书记醉醺醺地在忙工作，自然就是个好官了。其实，当官的本就应该干实事，这是当官的本分工作，要不然要当官的干什么。这和清洁工该扫地，司机该驾车一样。可李农民就不这样想了，非得要立碑以记其“功德”。
    不过，是不是登封百姓都以立碑而欢呼雀跃呢，媒体记者用了一个含糊的语句，“此事在当地引起极大反响”（7.23日《南京晨报》），而没有用“拍手叫好”。这“引起极大反响”，就必然包括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了。要不然，就不会有人认为李农民是在“拍马屁”。
    然而，不管那个农民有没有“拍马屁”的动机，但那快“功德碑”是在“拍马屁”的氛围中树立起来的，却是肯定的。在立碑过程中必有某些人的“相助”，否则，小小的登封干了这么一件封建帝王时代才有的轰轰烈烈的“功德事”，怎么就没有人出来异议一番？怎么一直到“功德碑”树起来之后，那位张书记才知道有这么回事？想当年，有人要修缮淮安的周恩来故居，周总理听说了，立即指示，明确要求把房子分给百姓居住。现在淮安周恩来故居，是在周总理去世后，在周总理已经无法过问的情况下才修缮起来的。现在，倘若真要给张书记树立“功德碑”，似乎也不必在他就任登市委书记五年多一点就迫不及待地为他立碑立传呀，至少要等他离开登封之后嘛。那时的口碑，才是能真正反映民意的口碑。
    为张书记立碑，无论对登封百姓，还是对张书记本人，都是一种嘲弄和羞辱。
    笔者还想到，国人是很善于模仿的，且在模仿中“创新”。比如，豪华办公楼、大广场、大草地、大招商等等，没有人号召，不一下子就很是“普及”了吗？倘若，李农民为现任当地官员立碑歌功颂德之“创举”，一时间“潜移默化”，或许就能出现一道新的“风景线”，或是演绎出“功德碑”之类的姐妹作，送什么“万民伞”的也是说不定的。
    但愿这是笔者的庸人之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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