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豆腐渣校舍说突破
                      曹友琴
    大概是笔者一生粉笔生涯，对汶川大地震就更多关注学校。看到那些正是花季的青少年鲜活生命顷刻间消失，欲哭无泪。这是为什么？！媒体揭露了，亦如我所料，建筑质量问题!一些建校的建材用的甚至不是钢筋，而是铁丝。
    又是豆腐渣工程！
    “豆腐渣工程”最早是已经退休的朱熔基总理“发明”的。他愤怒，斥之为“王八蛋工程”。然而，“豆腐渣工程”并没有因为政府最高首脑怒斥就此消失：钱塘江大堤；重庆綦江彩虹桥；刚举行完封顶仪式就垮塌的山西侯马西客站候车大厅；云南临沧水电站；云南省投资3.8亿元修建的云南省昆禄公路、刚通车就出现路基沉陷、路面开裂；沱江上的凤凰大桥还没有建成就崩溃；辽宁盘锦大桥的桥板突然中间脱落；贵州雪灾后发现折断的一万多根电线杆里只有细铁丝而没有钢筋......
    如此多多的“豆腐渣工程”，其根源是投资不足？是权钱交易的恶果？是工程监理失职？是施工队偷工减料？都可能是，又不完全是。笔者直言，根本问题是体制性制度的缺失！
    我们不妨把目光移向国外，寻找突破口,大可不必羞羞答答。
    上海外白渡桥是由英国人设计建造，在它为行人、车马服务了100年的时候，英国那个设计单位准时开出了这座老桥的“体检通知单”，提醒有关方面，使用年限已到，要进行维修。说英国人有负责精神当然是对的，但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是制度的确保.如果桥梁发生意外，就要追究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4.14日《人民日报》）。
    近邻日本学校必须是特别牢固的建筑。这是有制度明确规定的.近些年来发生多次地震，最后不会倒塌的建筑物必有学校。因此，日本人一直都把学校作为地震的放心躲避场所，作为防灾中心（5.19日《文汇报》）。
    还有姓“资”的香港。“香港苗圃行动”在四川资助建造了64所学校，其中6所位于震中附近，它们既没有倒塌，当然也未出现师生伤亡，全都经受住了大地震的考验。原因是什么？建筑蓝图是当地设计，但港方进行了严格复核，又由香港慈善机构严格监督建造，最后香港还派出人员严格验收。制度程序上的一丝不苟，保证了校舍的安全。（6.26日《南京晨报》）。
    “自主创新”当然好，外边现成的好东西更需要好好学习。仅从这次汶川大地震中校舍破坏情况看，从多年来“豆腐渣工程”屡查不止看，比照起来，不让国人汗颜吗？
    看来，我们并不缺乏外边世界足可学习或借鉴“拿来”的好东西，最缺的是虚心、诚恳的学习精神和态度，是真学！
    在学习精神和态度方面，日本堪为师表。纵观日本历史，它就是在不断向世界学习而发展、强大起来的。古代，日本先是一心一意虚心学习处于世界最先进的汉文化，特别是学习高度文明的唐文化，进行了日本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化改新”，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日本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到了近代，中国衰微了，日本随即把学习目光转向西方，进行了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强国。二战后战败的日本，又迅速发展，坐上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
    其实，国人也没少说向先进的日本和西方学习。早在清朝末年就提出以夷为师（“师夷以制夷”），但没从制度上学到根本，只学得些皮毛。清末的“洋务运动”，搞得也像模像样，但依旧是民穷国弱。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学习中，总有唯我自大、自尊的心理，总有个“天朝大国”、“四方来朝”的情结，心理上就认为学人家就是丢面子。因此，一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就有个“西学为用，中学为本”的自固、自锁的定势心理。
    解放后，我们学习外国方面又有着思维的僵化和形式主义。一边倒学苏联，对苏联“经验”不能说半个“不”字。结果只学得个束缚生产力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学得个斯大林式的专制独裁，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邓小平不愧是一个有着宽阔胸襟的伟大政治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每每在接待日本朋友的时候，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向日本学习”。然而，时至今日，隐藏在人们心中的僵化思维习惯,总不时表现出来。一提向西方学习，就有人拿起一顶“西化”的帽子挥舞。其实，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怎么可能被“化”掉呢，就是有人真想“化”也是“化”不掉的。日本就又是个好例子，古代日本全面学习中国经济、文化、制度，包括生活方式也学习中国，但日本何曾被“汉化”了呢？今日的日本，文字中还是大量使用汉字，何曾担心过“汉化”？何曾消蚀了日本大和民族的本质？
    现代思维僵化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死死地认做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在新中国成立后，整天讲的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不能走资本主义回头路”。资产阶级总被视为反动阶级，什么“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呀、“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呀、“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呀、“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呀等等，资本主义成了万恶之源。即使明显是个好东西，一旦被认为是来自资本主义，就视之为毒蛇，碰不得。
    这种僵化思维，极大地束缚了我们的手脚。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不就有人大声责问，“这样的改革姓什么？”当时，如果把允许发展私营经济、把市场经济都认定为资本主义才有的东西，我们的改革还能进行下去吗？多亏邓小平，他提出不再争论姓“资”姓“社”，发展才是硬道理。等到改革开放给人们都带来了许多好处，社会快速进步发展，百姓富裕起来，那些思维僵化的人才不得不闭上了嘴巴，姓“资”姓“社”的争论也就自然平息了。
    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对立起来也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维，一种违背社会发展基本常识的思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总是在旧的社会制度中孕育成长的；一种新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总会在其内部保留有旧的社会制度的残余。这种残余将在新制度的成长发展过程中，接受适者生存、劣者淘汰的规律，或是融入新的社会，或是被新社会抛弃。比如，私营经济、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等，向来被认做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尤其在其初级阶段，是万万离不开的，更不可能一刀两断。倘要强行切断，就非吃大苦头不可。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是一个“公”，那么，在今日之资本主义国家，其公权之公，法律之公，公共工程之公，对待百姓的种种公共福利等等，不都是社会主义因素吗？
    除了思想的僵化之外，今天还存在有一个很怪的现象，成为解放思想、深入改革的另一个重大障碍：有人对于封建主义的东西表现出许多放纵和欣赏态度，比如银幕上充斥着受到赞赏的帝王将相“高大形象”；对于一直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孔孟之道，在继承传统文化的旗号下，津津乐道，奉为振兴国家民族的大道。另一方面，对于我国并没有真正经历过的资本主义，却一说起民主改革，就被指认为“向往资产阶级民主”；一提起思想、个性解放，就被指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古老的封建主义思想与现代资本主义思想，孰优孰劣，无须赘言。依据我国社会实际，更应该摒弃什么，同样无须赘言。早在1980年，李维汉同志就曾经向邓小平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他认为，我们的干部染上了许多封建主义的东西，比如家长制、等级制、终身制、特权、特殊化、个人崇拜，等等。他明确地说：“这不是资本主义类型的”东西。难道我们不感到这些“不是资本主义类型”的东西，而是封建主义的余毒，还存留在今天许多干部身上，还沉淀在某些官员的血管里吗？明明从资本主义世界传来令人欣羡的合理的东西，明明权势者、富有者都巴不得把自己的子孙生根在西方社会，却拒绝学习西方，这不是很怪吗？倘若那个社会是万恶的，他们难道会忍心把自己孩子向“火坑”里推吗？这是十分可笑的！因而，对于我们学习资本主义就用反“西化”之类的堂而皇之的“大道理”来加以抵制，不感到是一种悖论吗？
    再看当今世界，引领世界生产力前沿的，无可否认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并没有垂死的征兆。而号称为最先进制度的苏联已经寿终正寝，东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已经随之解体。不是别的什么原因使它们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它们的那个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社会的进步、逆人民意志的必然结果。它们的消亡是符合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难道我们今天还愿意再去鼓吹贫穷就是社会主义吗？
    用怎样的态度去学习，学什么，这应是今日深入改革必须解决好的两个问题。
    令人兴奋的是，在胡锦涛总书记访日期间，5.7日《新京报》发有文章《以日为师，助推“后改革”》，无论是题目中醒目的“以日为师”，还是明白标出“以日为师”的目的-----“助推‘后改革’”，无疑表现出一种思想的大胆解放。
    冲破思想藩篱，大胆而不是羞羞答答地向世界先进学习，为我所用，这是“后改革”取得突破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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