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杨佳是个老实巴交农民
曹友琴
照理，司法、执法者更应该懂得依法办事。但是，大概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影响，一个司法、执法者或许能在大堂上审判案犯的时候能够用法律去断案，但民人是不可以用法律来同司法、执法者“较劲”的。倘若有民人敢于用法律规定来同司法、执法者说话，十有八九是要吃苦头的。这就是人们常常在戏剧舞台上看到衙门差役的形象。此类事，直言之，至今听到、看到的依旧不少。
5年前，在广州打工的孙志刚是个大学生，自然懂得一点法律知识，因为随身携带的暂住证被警察扣留，就不服气，就同警察“嘴硬”起来，结果被警察一顿殴打。警察打的当然就是“坏人”了，在“收容所”里的一帮闲杂人员，就跟着把他打死。这不就是吃了懂得法律知识的亏吗？倘若孙志刚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其结果就十有八九不同了。
再看看目下的杨佳，他杀死了上海六名警察，当然是罪大恶极，恐怕十有八九是死。他是怎么走上这条死路的呢？从媒体报道来看，似乎也与他懂得点法律有关系。
此话怎讲？
杨佳出事的起因是他去年到上海租了一辆自行车代步，警方怀疑他来路不正，进行盘查，他拒绝配合，嘴挺硬，声音更是高高的，“非得要警察出示相关的书面法律文书”不可。警察能买你这个账？倘若杨佳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还能说出这番话来吗？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再拿出租自行车收据，不就高高兴兴走人，没事了吗？杨佳吃亏吃在什么地方，不是很明显吗？
这件一辆“自行车案件”，本来是现场能解决的问题，结果因为杨佳“嘴硬”，被带到派出所里了。进了那种地方，该老实了吧。如果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出示相关证件，再低头认个错，或是赔个不是，不就了结了吗？可杨佳十有八九还是凭他有点法律意识，还是顽嘴硬，要不然怎么在派出所一“讯问”就是六个小时，直弄到次日凌晨两点才出得来。
杨佳终于从派出所出来了。要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就必定高兴，一放出来就必定快跑，跑得远远的，生怕再来找他。可杨佳凭他肚子里有点法律常识，“又是不断投诉、上访”，又是“索赔”，等等。那么，杨佳究竟在派出所受到什么样的“待遇”，目前讯问时的录音、录像还没有“解密”，民人不得而知。但从杨佳“投诉、上访”，又要求“索赔”来看，似乎他必是在派出所受过点委屈。但倘若是个农民，即使有点皮肉之苦，能好好地走出派出所就是大幸了，恐怕再没有那个胆子，敢去“投诉”警察机关，进而向警察机关“索赔”吧。
对待杨佳，上海有关警方也显得大肚大气量。杨佳走出派出所回到北京以后，上海警方竟然亲自登门到户，“两次赴北京调解”。既然用了“调解”一词，当然就表示上海警方也有做得“欠妥”的地方，否则干嘛要两次到北京争取“调解”解决呢？至于“欠妥”在什么地方，“调解”什么具体内容，为什么不能达成和解，不得而知。但笔者估猜，可能又是杨佳凭懂那点法律常识，就得理不让人，就继续同警方“嘴硬”、“较真”。要是杨佳是个老实巴交农民的话，上海警方能亲自登门“调解”，这不是天大的面子吗？警察平常都是别人在乎的人，现在这么平和亲民，即使自己有理也一定会高高兴兴不再提起在上海受到的委屈，撤销“投诉”，收回“索赔”的要求。杨佳肯定又是吃亏吃在懂点法律常识上，结果是“调解未果”。
或许在杨佳看来，他用法律保护自己，却一再未能如愿，结果一冲动就完全把法律意识抛到东洋大海里去了。这使他最后以极端非法的手段，走上持刀袭警、造成6名警察无辜死亡的罪恶之路。
可笑的是，杨佳杀人被捕之后，法律意识又回来了。对于配给他的辩护律师谢有明，因为有区政府法律顾问的身份，就以为不合适，就要让他的母亲为他另聘律师，似乎继续要用他的法律意识来挽救他的生命。笔者从来没有涉猎过官司场，杨佳这一着是否有效，不好说三道四，但杨佳十有八九是要丢掉小命了。杨佳死命倒也罢了，他妈妈也跟着他受罪。据《京华时报》报道，“杨母王静在案发当天被警方带走，家属就再也联系不上她”。这不又害了他母亲了吗？
杨佳行凶杀人，吸引了大量百姓眼球。笔者倒不太关注杨佳死活的问题，相信那是法律要管的事，会有公正判决的。笔者想得多的倒是民人的“法律意识”问题，并由此生出一串疑问：一个公民是有法律意识好呢，还是不要有法律意识（比如老实巴交的农民）好呢？执法人与被执法人究竟应该有怎样的正常关系呢？是一切听命于执法人，还是可以要求执法人依法执法呢？一般法律都有两个功能，一是知道某些事做了是违法、犯法的，让大家都做个守法的人；一是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不是百姓只需要懂法不犯法就行，而对于维护自己的权益就需要区分不同对象呢？民人之间可以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对于那些手执司法、执法大权的人或机关就不能理直气壮地用法律武器来维权呢？司法、执法人员，理应更懂得依法办事，如果是一个草根百姓要求他们依法执法，他们是不是更应该从善如流，还是我行我素，甚至以霸权的态势处之呢？等等，等等。
笔者有些迷茫。
E-yhxuren@163.com
